2023年3月1日晚，我院邀请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开展了主题为《学术产业化：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传播学》的课程讲座。
讲座伊始，胡翼青教授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自80年代传播效果理论式微后，美国传播学理论走上停滞不前的图景。贝雷尔森对于“传播学已死”的发问始终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置于传播学者的上方，于是许多学者在此后40年开始走上反思传播学的学科性与理论创新的道路。
接着，胡翼青老师对四十年来美国传播研究的生产主体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在以1980年—2022年为时间切片、以美国传播学四本核心期刊中5350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并运用citespace对相关文献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
从美国传播研究的生产主体来看：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伊利诺伊大学等名校仍独占鳌头，研究方向分布于健康传播、科学传播、政治传播等新兴领域。其次，对比期刊发文数量，最近二十年在美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发文量相比前二十年增幅高达74%。结果显示能进入四本核心期刊发文量越多，则被证明学术生产力价值越高。
从美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来看。第一，通过关键词检索，除常年热门的效果理论词汇外，“记忆”“社会认同”“以计算机为中介”“社交媒体”、“选择性接触”“政治参与”等高频热词出现，反映出传播学从行为主义范式转向认知科学领域、大众传播转向偏向受众的研究视角。第二，传播学在理论方面虽然陷入停滞，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了新突破：不仅将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进行结合、利用脑科学等技术将“效果”的可视化程度达到极限，同时还依托数据挖掘、网络分析等新型工具实现新媒体文本抓取，这也带来了后来政治传播、大数据传播等方向逐渐热门。第三，此后的研究焦点逐渐倒向行政研究，学者们热情关注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胡老师表示，原本内含批判性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或技术哲学等文章踪迹难寻，文化研究学派甚至脱离了伯明翰学者们伊始的研究取向，成为了当局控制批判理论的工具，学术实践变成产业化的运作。
总的来说，近四十年的美国传播学看似繁荣，实则凋敝。虽然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技术变得更为精湛，似乎已然成为能够吸纳多学科学术就业的综合性学术产业。但它的内涵却变得愈发空洞、无力，过去旧有的传播学理论几乎被出于证明学科合法性而存在，学者们似乎忽略了挖掘更多具有潜在有用性的理论。
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胡翼青老师与我校张杰、曾丽红和徐来老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谈：
张杰老师：“学者们做出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研究为何不能建构出相对宏大的理论？”
胡翼青老师：“传播学的勃兴与凋敝与其跨学科的属性有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播学理论的兴盛是由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造就的，而现今传播学理论建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旧与其他学科理论建构的进程休戚相关。”
曾丽红老师补充道：“功利化、精致的利己主义导向或许也造成了美国学者们对理论创新的懈怠。我认为理论与经验两者需要共同搭建起来才能称为好研究，而非割裂、孤立的。”
徐来老师：“胡老师认为中华传播学有系统建立起来的可能性吗？您对青年学子们有建构理论的志向有何建议？”
胡翼青老师：“研究人才需要有贯通中西的知识储备，不光要对中华文化如数家珍，也要对西方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不可用西方的标准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当本土的理论深度和厚度足以与西方形成平等对话时，属于华夏的理论体系才会更具有原创性和对话性。而年轻学子们如何达到理论深度，我认为应该要学会多读书，不求甚解，先搭建理论的广度，再追求深度。”
讲座结束后，胡翼青教授表示对未来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生们寄予厚望，鼓励青年学子们不怕批评，敢于质询。讲座氛围热烈、思想激荡，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撰 稿 杨欣怡
